文 倪一宁 2008年，杭州出了桩不大不小的新闻，交警拦下了一个开着拖拉机的青年，原因听来荒谬，拖拉机上，站着一头骆驼。警方问讯
文/倪一宁
2008年，杭州出了桩不大不小的新闻，交警拦下了一个开着拖拉机的青年，原因听来荒谬，拖拉机上，站着一头骆驼。警方问讯后得知，这骆驼是他在新疆买的，他一路开着轰隆隆的拖拉机，运着不服水土的骆驼，从南疆走到了南方。警方做主，把那头骆驼卖给了附近的动物园，又给了他一笔交通费，让他回了福建老家。这年轻人太配合，第二天就坐火车走了，没给记者们发挥的余地，也没给新闻发酵的时间。
告诉我这则过气消息的，是朋友老K。那时我们一桌人入深巷，过小院，寻到了一家私房菜馆。桌上花煎蛋异香满口，芝麻菜烧豆腐能鲜掉眉毛，沸腾大砂锅里炖肉皮和蘑菇，浓汤从喉口热到指尖。老K的笑话奇谭最下饭，我们对着一锅明晃晃的，映得人满脸生光的白饭，催问他后来。
老K得知这宗新闻后，立刻奔往杭州找人，当然，他也扑了个空。但他通过朋友知道了年轻人的户口所在，是闽南的一个小村落。月底，他驱车前往，房子是空的，问了左邻右舍，说他若干年前进城务工，没回来过，再问下落，就摇头了。老K在空房子前坐了会，掸了掸屁股上的尘土，起身想走。一个邻人追了出来，自称是本地中学的教师，他递给老K一张纸条，请他留下联系方式：“等肖飞回来了，我跟他说，外面有人来找过他。让他给您回电话。”
对了，那年轻人叫肖飞。
他们互换了号码，老K之后换了几份工作，几次住址，号码倒是从不变动。他定期给那个邻居打电话，问肖飞有消息了吗。
那是2013年，老K说，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，无亲无故的，惦记着肖飞的人了。在他都快质疑这个事情的合理性时，肖飞打来了电话。他语气沉稳，说谢谢您的关心，我目前在泉州摆夜宵摊，您要是有兴趣，可以过来长谈。
老K搁下电话就去了泉州。他按照讯息，找到了那个螺蛳摊，挑了角落位置坐下，不远不近地观察店家。夫妻俩配合默契，闽地嗜甜，丈夫爆炒鱿鱼时都大把撒糖，妻子就穿梭在几桌客人间，添酒加筷，偶尔扭头，尖声督促儿子写字别磨蹭。等客人散得差不多了，街上转冷清，老K终于起身，对着陌生的四四方方脸的汉子发问：“你就是肖飞？”
那次长谈，老K大失所望。肖飞对五年前的壮举很不上心。煤气要换了，下周儿子开家长会，夫妻俩得派个代表去，这批食材不怎么新鲜……他记得每一桩柴米油盐的琐事，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远行。
老K试探着问他，怎么想到买一头骆驼呢？
他用圆溜溜的眼睛瞪着老K：“我喜欢骆驼呀，想买一头带回家。”
他穿过甘肃、陕西、湖北，然后陡然一转，兜向西南，再经两广、江西，直到在杭州被拦下。他走了整整一年，开着辆风尘仆仆的拖拉机，上面站了头骆驼，走的都是偏僻乡镇，治安不严，媒体不勤，只有居民注意到他。前半段行程靠积蓄，一旦钱花光了，就把骆驼借给人拍照，照一次五块钱，骑上去十块。
问他想念骆驼吗？他先点头，继而笑起来：“去动物园挺好的，我们小区没法养大型宠物。”
老K讲述这次平淡无奇的相逢时，我们站在院子里。刚下过雨，泥土软塌塌的，我穿着尖头靴子，鞋跟不断地往下陷，我心猿意马地听后续，其实全在寻找坚硬干燥的土壤，中途听见有人问老K：“那他这一路很辛苦吧？”
“穷人家孩子，怎么样都是苦的。”
“不替他策划个节目？讲讲一路见闻，也能红一把。”
“想啊。可他压根不觉得这事牛逼。对他来说，这就是牵着骆驼回了趟家。”
我总算站到了一块小小的花岗岩上，蹭着岩石边缘，一点点刮掉鞋底的泥：“那他继续摆小摊？这事对他来说，就没什么深远意义？”
“他没想那么多，做了就做了。他就是图好玩，有意思，不指望靠这个赚钱出名。话说回来，你人生又不是阅读理解，哪来那么多富含深意的片段？”
我边捋头发边“哦哦”，意兴阑珊了大半——想想看啊，眼神桀骜的少年，开着一辆随时散架的拖拉机，和一头寂寞的骆驼作伴，这简直就是《后会无期》和《少年Pi》的合订版啊。字幕组都快提炼出金句了，怎么啪嗒一下，就转成了葱香煎猪肝的深夜大排档？好端端一个震撼中产，呼应背包客，召唤小清新的题材啊，就这么被浪费了。
他不想出名我能理解，安心蛰伏在夜市……也能理解，想不通的是，他怎么就能任由那次大胆的远行过去呢，怎么就能呼吸平稳地，让这段拉风的往事干脆利落地消失呢？换句话说，他怎么就能放任那次旅行，从“有意义”变成“有意思”呢？
初中时写周记，写到实在没得写了，就写一只苍蝇叮过期牛奶的过程，啰里吧嗦了八百字，被老师点评为“有意思”，同时规劝我，要把目光多投注于“有意义”的事物。我很是赧然，在传统价值观里，“有意义”是比“有意思”更高级的存在。它是卒章显志中的那个“志”，是画龙点睛中的“睛”，是不虚掷的总和，被敬畏的原因。哪怕我私下认定，“有意思”像是黄蓉哄骗洪七公的那席菜，是百无一用的天花乱坠；“有意义”却像郭靖，是牛嚼牡丹的政治正确。
后来读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有点惊诧于，一个男人居然能如此心安理得地沦陷于“有意思”、“无意义”的人生，他撺掇妻子女扮男装随他外出，把漫天乱嗡的蚊子当作群鹤，他有点无能，有点轻浮，在文人中也不算养尊处优一生完好，但我始终羡慕他，不为别的，单为他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，对命运的驾驭感。
在风险多多的世间，能够安心地享用纯粹的乐趣，不再试图归纳人生的段落大意，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我周围有许多人——包括我，都乐意把自己经营成一爿生意，我们竭力从阅历、阅读、阅人中提炼出实际功用、世俗智慧，甚至有趣谈资也好。刚学打扮的小姑娘，总是要把每种眼影都上色一遍的，她手头统共只有这么些工具，舍不得不物尽其用。刚动笔的新人，也总是沾染着一种要把话说绝的狠劲儿，觉得这样才酷。导致我很羡慕罗素或是泰勒斯之类带有哲学意味的行文方式，它们多半轻描淡写，好比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，因为我可能是错的。像没落地绅士摘下宽檐帽，欢快地行了个礼，又飞扬着走远了。
捉摸不定的爱情、吊儿郎当的旅行、为爆米花而生的电影，它们都属于“有意思没意义”的族群，都是取用时标明了“量力而行”的存在——缺乏安全感的人，请勿近身。
像胡适，他总把女朋友们放在最后，甚至放在所有萍水相逢的男性——以及爵士乐团之后。一个旧中国乡村里长大，成长期为经济问题困扰的人，是舍不得坦然地享受爱情的，爵士乐团都有可能成为跟特定人群的谈资，建立某种社会关系的垫脚石，爱情却是一个纯然的把玩的物件，他不好意思对自己那么好。
